配资门户网网站拆坝VS建坝：中美水坝“加减法”背后的国家发展的经济账

本文作者——赵牧野｜资深媒体人配资门户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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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水资源治理与能源转型的宏大叙事中，人们很容易观察到，中美两国的水坝策略，呈现出看似完全相反的方向：一方在持续兴建超级工程，另一方则在大量拆除老旧设施。

互联网上，网友们更将其称为“中美水坝之争”，并简化为一个更为对立的场景——中国在拼命修建，美国在大举拆除。社交平台上流传着“美国拆坝是环保觉醒，中国建坝是破坏生态”的叙事，仿佛两国的选择代表了某种文明高下；而更为理性的网友则认为“一建一拆”的表象之下，是中美两国的环保理念的差异，或者是发展阶段的不同。

但是，当我们深入剖析两国水坝的“生老病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价值观竞赛，而是两国基于各自地理禀赋、发展阶段、经济账本与安全需求的理性选择。真正的差异，不在于“建”或“拆”本身，而在于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不同章节。

翻开两国真实的水利账本，事实远比大众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场景要复杂得多：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内，中国同样在拆除数以万计的废弃小坝，拆除规模远超美国；而美国也在重金维护其骨干大坝，甚至为一座90岁高龄的老坝专门立法拨款。

可以说，决定一座坝命运的，从来不是“建”或“拆”的立场标签，而是安全风险、经济收益与生态代价之间的精算。

小坝清理，中国拆得更猛

如果只看“拆坝”这件事，中国的力度其实远超公众认知。

根据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2024年公开通报，全国列入生态退出和危坝拆除的小水电超过7000座，已经拆除退出5800余座。如果将各类废弃堰坝、引水坝、功能丧失的土坝全部统计在内，中国累计拆除水坝早已经破万。

而另一方面，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维护的《国家大坝名录》显示，美国百年间累计拆除约2350座，还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就连美国媒体也曾经报道过中国清理整治数万座小水电站的行动，但这部分事实，在国内外的舆论场上鲜少被主动提及。

如果稍微看看数据就能发现，两国拆除的对象高度相似，都是小型拦河堰、老旧土坝、废弃小水电和失去功能的引水设施。

中国拆坝的原因主要归为三类。第一类是老旧危坝，上世纪5、60年代乡村自建的土坝标准低、渗漏严重，每年汛期都是高悬在下游头顶的隐患，维修的性价比远低于直接拆除。第二类是生态修复需要，浙江钱塘江流域和瓯江流域拆除了大量小型堰坝，以恢复淡水鱼栖息地，汉江支流和淮河支流拆除了拦河坝以恢复自然径流，云南多条高原河流拆除了小型引水坝以保护土著鱼类。第三类是功能废弃，农村灌溉格局改变、小水电站效益太差、引水工程被替代，这些设施失去了使用价值，清拆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

而美国的情况则是大同小异，只是因为近年来美国国内的舆论原因，他们因为“第二类原因”拆除水坝的情况更多，也更喜欢大肆报道，才给国内的公众留下了美国为“环保拆坝”偏差印象。

中国持续建坝，补的是百年欠账

中国水坝拆得猛，建得也多，这看似矛盾，实则是同一个逻辑的两面——中国的水利基础设施底子太薄，骨干控制性工程依然远远不够。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全国能正常运行的大中型水库仅有23座，国内大量江河处于“雨大即淹、久旱即枯”的原始状态。直到今天，长江、黄河、珠江流域人口密集、汛期洪水多发，水坝的核心功能依然是防洪减灾。以三峡工程为例，其221.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约十年一遇提升至百年一遇，并可配合分蓄洪区应对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长江百年水患至此得到根本性遏制。2022年，随着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六座梯级电站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面建成，总防洪库容超过300亿立方米，成为长江流域防洪体系真正的“压舱石”。

另一方面，在清洁能源维度，水电占中国发电量约18.6%，也是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水电开发率仅约37%，远低于发达国家70%到90%的水平，还有合理的发展空间。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总装机7169.5万千瓦，年均发电约3000亿千瓦时，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核心清洁电力基石。中国大中型水坝的平均坝龄约46年，结构稳定、效益高、维护成本低，现在正处于安全运行的黄金期。而新建水利水电项目中。普遍增设了鱼道、过鱼设施和分层取水等生态措施，走的是一条功能与生态兼顾的路线，这恰是吸取了发达国家“先开发后修复”历史教训之后的主动选择。

美国拆坝，实为老朽资产的无奈出清

而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拆坝的画面看似热闹，实则拆除的几乎全是寿终正寝的小型设施，那些真正关乎美国国家命脉的骨干大坝不但一座未拆，反而在持续投入巨资维护升级。美国现有水坝约9.2万座，百年累计拆除约2350座，占比不到3%。这些被拆的水坝多半是早年服务于矿山、锯木厂和作坊的小型设施，厂矿废弃后水坝便沦为“死坝”，不再发电、不再灌溉、不再供水，维护成本远超其可能带来的任何收益。

而更大的压力来自安全风险。美国水坝平均坝龄高达65年，超过70%运行超过50年，近2500座被列为高风险坝。溃坝事故的风险逐年上升，全国维修资金缺口接近400亿美元。修比拆贵、留比拆险，拆除低效小坝是成本收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2025年美国拆除约100座水坝，近6成以恢复河流连通和生态修复为首要目标，优先恢复鱼类的洄游通道和河流的自然状态。

但真正关乎城市供水命脉和区域电力安全的大坝，美国政府也从不手软。

建于1936年的胡佛大坝，2026年2月美国国会专门立法批复5200万美元专项维修资金，未来十年总维护预算达2亿美元，用于更换老旧水轮机、加固坝体和改造发电设备。即便科罗拉多河持续大旱导致水位暴跌，美国政府也只是缩减发电量，完全没有拆除计划，反而持续升级改造，计划再服役数十年。1964年完工的格伦峡谷大坝，2024年由美国垦务局完成了60年系统性升级，翻新全部发电机组、加固坝体防渗，明确长期永久运营。哥伦比亚河主干核心大古力水坝、田纳西河谷系列大型水电站，同样在环保团体的持续批评声中持续投入资金改造鱼道、修复生态、延寿机组，规划再运行40年。

殊途同光：每一座坝都要过三重门

从表面上看，中美两国的“水坝拆建”路径看似相反，实则遵循着同一套底层逻辑。水坝本身没有对错，是否符合国家发展阶段、能否守护民生安全、能否兼顾生态可持续，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

美国工业化早、河流开发更早，老旧坝基数极大，环保游说力量强势，拆坝被媒体包装成“环保觉醒”的象征。中国则是根据自己的国情需要，优先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安全和能源自主，大型骨干水利必须保留并持续新建，低效小坝的清理则属于常规水利整治，很少刻意进行舆论宣传。

在“水坝拆建”问题上，两国的真实差异在于发展阶段和基础设施寿命。

美国大规模建坝始于上世纪30年代，如今多数水坝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使用寿命，并且100年前的建造工艺、材料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三峡的设计寿命为150年，而美国那些年近百岁的坝体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末端，拆除是安全的刚性要求。而我们中国则正处于水利基础设施的补课阶段，美国今天面对的老化危机，中国在未来半个世纪后才会逐渐遭遇。发达国家的路径是先过度开发、后期拆旧修复，而中国则是先建关键工程补齐短板，同时逐步清理低效小坝，两条路都是各自国情下的理性选择。

判断“该拆还是该建”，答案从来没有普适性。每一座水坝都要在安全风险、经济收益和生态代价之间接受三重拷问。这本身，就是最务实的水利智慧。

总结一句话：水坝的建与拆，从来不取决于意识形态，而是安全底线、经济收益与生态代价的精算结果。